《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八) (第4/8页)

邦治国上的政治道理。《周易》实属政论文章。《渐》文虽然在写作上有诗的韵律，诗的格式，诗的表现手法，但《渐》文毕竟不是诗，与诗不同的是，《渐》文里如诗的句子里增加了“判词”，这就把诗句变成了判断与论说的句子了。《周易》在文法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巧用“判词”。《周易》里的文章虽有诗之体、诗之语、诗之法，但出现了判断字与词，就变成了说理的文章。“文”的体裁，我们还能从《尚书》里的“周书”（即“西周文”）中看到。从“西周文”里的大量政诰文中看到已是说理文章，即已有论说文的雏形，但相比于《周易》文章，《尚书》里的论说文显然还很不成熟。如“西周文”多是叙事中出现说理，而不像《周易》里的文章，已是成熟的论说文章。《周易》每篇都是在作政治教诲，而且都主旨明确，其论点，论据、论证之间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周易》其文先是命题，然后展开论述，而多数的文章末尾恰到好处地收题，全篇构成一篇论说生动、内容完整的论说文。这显然是与“西周文”的论说不同，是“西周文”论说的突破与发展。由“西周文”与《周易》文的体裁对比，也表明《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周易》文章虽突破并发展了“西周文”的说理文体，但并没有突破“诗性思维”。《周易》论说的特色，表现出诗的格式与手法。《周易》在运用诗的格式与手法的表现上，又灵活地运用“判词”，把诗体变成了说理的文体。这显然又是受西周前期诗作的影响，因为诗作的传播与影响比周初那些官方“诰令”文要大的多。《周易》作者受诗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易》在“诗”的格式上进行了创造，即在诗的格式上运用“判词”，由此创造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