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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他去南方疗养一段时间，专案组把最后一个多月的工作，放在保证杨惠娟她们人身安全上就可以了。”直到这时，霍玉辰才切入今天要谈的主题。

    彭非显然还想做最后的争取：“霍总统，在杨案上面我们已经花了很大心血，积累了很多经验，并与案犯建立起了可靠的沟通渠道。而法院同志接手后，一切都要重头做起，继续贯彻您的战略意图恐怕会有困难。况且他们那边当家的同志，本来就与我们存在着礼貌的隔阂。我希望您能同意我们特事特办。”

    “如果你们坚持特事特办，隔阂就会成为尖锐的矛盾。”霍玉辰接过了话题：“现阶段让矛盾激化，我们将受到深深的伤害。因为坚持将杨案一管到底毕竟缺乏充分的理由，领导层里那些思想僵化、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同志肯定会借此非难我们，那样我们将在全党那里失去道义优势。彭非同志，在路线斗争中，道义的重要性想必你很清楚。当年毛泽东主席完全可以凭借军队的力量，直接让刘少奇下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史无前例地发动群众进行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教育人民要警惕执政党的腐败以外，牢牢控制道义制高点也应该是他的重要考虑。而邓小平处理八九政治风波过程中，尽管立场完全正确。但在手段上限于当时党内路线分歧的严重性和他本人斗争艺术较毛泽东略逊一筹，选择采取武力驱散的简单处理方法，结果付出了极大的道义代价。这个高昂的代价，靠他生前的南巡讲话、韬光养晦等一系列政治手段尚无法完全补偿。直到十年后美国人愚蠢地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终于炸醒整整受了十年民主幻象麻醉的那批已经步入中年的‘闹事学生’，使他们重新拥护中国政府，才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