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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杨邦国和相恋一年的女友扯了证，说不清是怕失去还是等不及，后来回想，确实草率了。

    入伍的第一年。

    杨邦国进了基层，王雪佳隔三差五地给他寄信，信纸都是皱的，一看就知道被眼泪水泡过。

    第二年，杨邦国因个人质素过硬被破格招进特种部队，王雪佳寄信的频率变少了，开始他还以为是部队性质不同，后来才知道，就是没寄。

    第三年，杨邦国只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杨父旧患复发的病危通知单，另一封是需要他签字的授权书。

    他签了名，也回了信。

    再收到信是翌年的冬至，信里什么都没说，只有一封离婚协议书。

    那天晚饭部队食堂煮了汤圆，杨邦国咬着实心的面粉团子哭得像个二百五。

    那样子真是形容不出来的丑，郑瞿徽看不下去了，笑着骂他丢不丢人，一个大男人哭什么。

    实际上就是最难捱的训练，都没见他流过一滴泪。

    酣畅淋漓地哭了一场，杨邦国醒了神，肿着一双眼泡对郑瞿徽说，想家了。

    家这个字眼实在蜇人，郑瞿徽收起了嘻笑，无端沉默。

    晚间，难得的休息时间，他俩藏在练场的掩体土坑里，看着无边无际的星空，闲话家常。

    杨邦国开始算日子：“再有九个月就满六年了。”

    他早有打算，六年期限一到就打转业报告，现在，只会比先前更急切。

    郑瞿徽把现实摊在他面前，直言不讳：“不会那么容易。”

    杨邦国其实很清楚，只是不死心，他讲起家乡，讲起父亲的腿伤复发，不知道做了手术是不是根治了，讲起母亲因为常年穿针线，眼花得更厉害